Jeju Peace Institute

  韩国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地区通过各国的单方措施（如增强军备）以及双边合作等形式实现了长久的和平(long peace)。但是时至今日，这些方法在为东北亚地区提供和平与稳定的层面上暴露出局限。例如，韩美同盟有效地遏制了北韩的传统武器攻击，但这对遏制核攻击或网络攻击等新的威胁效果有限，并且在引导朝鲜无核化或体制变化的方面也力量不足。
  作为可以弥补现有安全范式的代替方案，最近“多边安全合作”引人瞩目。中国举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并提出亚洲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韩国也连续举办“东北亚和平合作论坛”和“首尔安全对话”，并积极推进多边安全合作。
  在东北亚进行的多边安全合作讨论主要聚焦于如何把以CSCE/OSCE为中心的欧洲经验移植到亚洲。这与“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或济州和平研究院推进的“济州进程”一脉相承。
  欧洲的多边安全合作是政府层级的第一轨(Track 1)外交的产物，首先由各国代表商定大的原则方向后，按照该原则推动具体合作事宜。从六方会谈的决裂和中日高峰会谈的延迟可以看出，最近在东北亚，第一轨(Track 1)外交并不是很顺利。 而且，不能确定东北亚国家是否能接受像欧洲国家一样首先商定大原则，再按此原则推进多边合作的方式。
  相对来说，东南亚虽然有着与韩国类似的历史和文化，并且也一样没有历史悠久的多边主义传统，但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实现了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国际关系上，一般把民间专家和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官僚和政界人士之间的政策对话称为第二轨(Track 2)外交，而在东南亚多边安全合作领域，就是由Track 2外交引领，并弥补了Track 1外交的局限。在这过程，东南亚民间专家合作组织ASEAN ISIS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样，在东北亚地区，与其一开始由政府代表之间讨论多边安全合作，不如像东南亚一样，由民间专家和以个人身份参与的政府代表事先会同，相对自由地讨论多边安全合作，这可能是更具有可行性、更好的战略。现任政府的战略是首先选择容易合作的“软性议题”来实现Track 1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开头 ，但从东南亚的经验来看，也可以通过首先进行Track 2多边安全对话，而得到促进作用。
  问题是在东北亚不存在相当于ASEAN ISIS的东北亚固有的民间专家协议组织。此一空白可以利用既有的民间专家协议组织来临时弥补。比如，由“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的地区成员国委员会（Member Committees）拟定关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并共同向各国政府提议。回顾历史，CSCAP也是在现有制度(ASEAN ISIS)的基础上创设的。
  重要的是，由民间专家树立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若要让各国政府能接受，在树立构想时，必须要保障进程的“integrity”和 “credibility”；必须由具有代表性、正当性、专业性的民间专家来参与，政府不应做政治性介入和干涉。
  多边安全合作具有可以弥补并最终代替逐渐露出局限的现存安全战略和制度的重要可能性。在强调增强军备或双边安全同盟的时期，民间专家的参与并不受重视。但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若要取得成功，不仅政府，民间专家的外交也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需加强民间专家的力量，以制度保障研究人员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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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济州和平研究院研究委员，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核战略、公共外交。韩国首尔大学经济学学士、政治学硕士，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政治学博士。